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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陈秀民

发布日期:2014-02-18点击人数:发布者:

  • 送走流水,流走时光

    时间隔一道墙

    小时候锁进相框

    带上它追逐流浪

    一路阳光,伴着花香

    随着岁月流淌

    听过这首歌吗?我是无意间买了一张光碟,其中就有这首《故乡》的歌曲。歌词很美,曲调也悠扬。我喜欢这首歌,放在车载音响上来回播放,百听不厌,《故乡》伴我出行。每次听完后,余音袅袅,常常唤我入境,蒙太奇式的浮影不断变幻,我的身影又浮现在小河边、草甸上、树林里或是在乡间小路上,阳光轻柔,微风荡漾,冬去春来,云卷云舒……

    常常夜深人静时思念故乡。伫立窗前,透过都市色彩斑斓的灯海光潮,我眉头紧锁,心事写在脸上,面对深邃的夜空茫然四顾,在流淌的岁月里搜寻儿时散落的记忆和流失的足印,思绪在故乡的树丫上缠绵。

    人是最复杂的感情动物,复杂的让人捉摸不透。有人年轻时拼尽所有,千方百计摆脱故乡的羁绊,可一旦走出去后又转过身来思念故乡,那种朴实的情感来自于发自肺腑的真诚,好像只有跳到圈外才能欣赏到故乡的魅力。故乡的情愫是最难割舍的,又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可是,当你在异地生活多年,你是否意识到故乡的陈年旧事就隐藏在感情的深处,时常就和你来一次亲密约会?故乡又像是人生的鼠标,把你牢牢锁定在记忆的原点,无论你走到哪里,背后总缀着乡音。

    年轻时在外打拼,故乡的情感常常被忽略到记忆的边缘。当临近“二线”之后,那种含着土腥的原始情愫丝丝漫卷,就像远山的晨岚渐近渐远,依稀朦胧。愈是到晚年,愈能深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意境。我也弄不懂,每次走进故乡的梦萦,在心灵深处总会掀起一股莫名其妙的颤动,甚至有时还抑不住泪窝里的那股清泉。

    我在做记者时曾经采访过一个骨肉团聚的故事。有这样一对年事已高的兄妹俩,妹妹在巴林草原深处,哥哥在海峡对岸,彼此已经失散了七十多年。上世纪四十年代家乡遭灾,除兄妹俩外,父母及其他四个弟妹全都饿死在风雨飘摇的茅屋中,是邻居收养了这对奄奄一息的兄妹,吃百家饭使这对可怜的孩子在苦水中长大。十几岁后哥哥跑出去当了国军,并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这一去就是七十年。故乡给哥哥留下苦涩与贫瘠的记忆,他离开的时候是对生存的渴望,仅存的眷恋就是相依为命的妹妹,他发誓不再回到故乡。可八十高龄的他踏上故乡的土地时,还是禁不住老泪纵横,百感交集。临走的时候一对白发老人抱头痛哭,老先生自知这或许是最后一次重回故里,特意带回一包故乡土,回到宜兰放在阳台上的花盆里,一棵君子兰在故乡土的哺育下芬芳四溢。几年前我在台北士林官邸,站在梧桐树下,望着掩映在绿树与花丛中的一幢别墅颇多感慨。曾经叱咤风云的蒋中正先生就在这里走完生命的余程,这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的老人晚年生活并不快活,经常孤灯影下思念故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愿望,叮嘱后人一定把他安葬在南京紫金山,与他追随的国父孙中山相伴。由于两岸统一大业尚未实现,老人的灵柩至今还停放在桃园慈湖,何时“奉安”没有时间表。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一年过了一年,碍一生只为这一天,让血脉再相连,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留住我们的根。”是啊,故乡贫穷与富有,美丽与平淡,我们都很难从记忆的板块里抹去,那可是我们的根哟。

    对于故乡,我不知该怎样形容才恰如其分,想起她的时候,浓浓的深情溢满五内。忘记她的时候,就像撕去的一张日历。思念故乡常常在夜深人静或是闲暇时,目光对准故乡的方向。哦,“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想必苏轼当年被贬黄州借着月光即兴而就的这首《临江仙》时,一定涌动着思乡的愁绪。月光淡去,我从遥远的故乡巷道里走出,自觉不自觉地就把故乡塞进记忆的墙角,遇上高兴的事儿或工作紧张繁忙,故乡就成了小数点后面被忽略不计的数字。当我在他乡闯荡多年之后,临近退休才终于明白,故乡的那份情愫是与生就有的,已经渗入血液和骨髓,平时不太在意,一旦发作起来,就使你陷入难以自拔的回味和由衷的亲和。

    说实话我在故乡的生活经历缺少色彩,甚至平淡的有些过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场比战争更残酷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华大地,我偏偏在这时候迫不及待地降生了。尽管选择生命诞生时机的主动权并不在我,可我总觉得生不逢时或是命运不济,打心里感到委屈。我开始张开双目观察这个世界,目及到的是写满放大了的“饿”字,人们四季忙忙碌碌只是为了满足最本能的追求——吃饱,至于吃好穿好住好就不那么重要了。或许正是起步阶段营养不良导致我体质偏弱,考学体检时一个大小伙子体重仅百十来斤。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呵,个个眉清目秀细皮嫩肉圆盘大脸肌体健硕,不像我们小时候一脸的菜色,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

    社会演进的步伐实在太快了,变化的有些发飘。我很欣赏妻子的厨艺,一日三餐调理的有滋有味,遗憾的是妻子的这番努力却得不到女儿的呼应,每次坐在餐桌前就是懒得动筷,好说歹说近似于软硬兼施,也只是照顾情面品尝似的吃上几口,马上又沉入荧屏里的动漫世界。时下让孩子们多吃一点儿,已成了父母难以攻克的难题。我像他们这般大小的时候,甭说大米白面鸡鸭鱼肉,就是玉米碴粥就着罗卜条,也会风卷残云一般消灭掉。那时说谁家的孩子能吃,可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不是有句话说“半桩小子,吃死老子”吗?

    我的故乡没有江南水乡的俊秀,也没有西南民族村落那种绿荫掩映的妩媚,更没有歌舞之乡的浪漫,她的样子是那样的普通,普通的让人难以辨认。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徐徐升起的炊烟弥散在空气中,静悄悄地复制着四季的轮替。近万人的村庄算是个大村了,村前的那条河流淌了多少年无人能准确地追忆,遥望西边是一座黑魆魆的大山,或许很久以前这里出过很多磨刀人,故人们给这座山命名为碧流台,汉语的意思就是磨石山。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登上过磨石山,根本没发现能磨刀的石头,“镪剪子来,磨菜刀”的吆喝声更是鲜有耳闻。站在磨石山顶东望是平展展的川地,黑色的土壤沃野千畦,是当地重要的产粮区。这片肥沃的土地解放前归一户姓崔的地主所有,在国民政府的官衔是保安司令,因而他的势力很大。为便于管理他把这片米粮川分成三段,上边的叫上段村,中间的叫中段村,剩下的自然是下段村了,与下段村紧挨着的是打粮沟。我们中段村的村北就是崔司令的大宅,宅院围墙很高,四角还有炮楼,戒备森严,俨如漠北荒原上的城堡。解放后崔司令被政府镇压,崔家大院改成国有粮站,他的两个千金小姐也当成地主的财产分给了贫雇农。本来一衣带水的三个兄弟般的村庄,却在大跃进时被拆解了,上段和中段为一个行政村,下段归杨家营子公社管理。本世纪初在撤乡并镇时,又整合在一起,现在同归碧流台镇管辖。

    人不可能记住生命流程里的所有事情,但一些关键节点是忘不掉的。记得我开始记事儿时,正赶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基于闹粮荒的实际,政府让家家户户都拆除了锅灶,各地纷纷成立了统一的大食堂,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这实在是极其荒唐的做法,“一大二公”的体制扭曲了生产关系,限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大锅饭”的背后,人心萎靡,出工不出力,土地产出多少漠不关心。当时最流行的统管方式是“上缴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前两项全都是义务,而留下的部分已经不多,其结果是打的粮食多数都姓了“公”,充其量每人每年留下三百斤的口粮,年赶年接济不上头是常有的事儿,即便是在“共产主义”大食堂里,也不是敞开肚皮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粮票成了最强势的“硬通货”。我想起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尽管“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的很低”,可那些“旧毡帽”个个神情木然,因为多收了这三五斗,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那时候缴公粮也与此相类似。在生产队食堂当个厨子,简直比现在进“外资”企业做“高管”还要好的头等职业,照挣工分不说,还能在排队分饭后沾巴一点“边角料”。有一次妈妈下地干活实在太累了,就没去食堂排队,让哥哥和我去领回全家的晚餐。我那时才三岁,哥哥六岁,尚处于未成熟期。哥哥抱着盛满小米粥的瓦罐,我端着芥菜条,回家的路上哥哥不小心摔倒了,怀里的瓦罐摔得粉碎,一家六口的晚饭也随之报销,急的哥哥嚎啕大哭,战战兢兢回到家里,妈妈并没有责怪哥哥,只是不停地唉声叹气,那一晚我们全家人的肚子闹了一晚“空城计”。现在想来真的佩服那时候农民兄弟的无私,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缴公粮。村中央高音喇叭里经常播放的曲子是《喜送公粮》,试想瘪着肚子把最好的粮食捐出去,喜从何来呢?每人按一年三百斤口粮分配,平均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市斤,若是现在肯定够了,可在那年代没有副食和瓜果蔬菜做补充,每顿饭三两的伙食标准等同于打打牙祭,有的“半桩子”小伙一顿能吃一斤。这样一来,几乎半年左右家家户户就断粮了,没办法就得东借西借,或是期盼政府发“返销粮”。“返销粮”全都是玉米,我们那儿称为“棒子”或“大碴子”,有时也发放些红眼高粱,比“大碴子”更难吃。这种带有施舍成分的粮食多是粮站的处理品,不是成色不足的秕子就是压粮仓底儿的陈粮,有的已经有霉味了。在饱一顿饥一顿的摇摆中,我的童年世界里找不到浪漫和花一样的色彩,平淡中呼吸着没有味道的空气。走出故乡,就成了的暗中较劲最切实的目标。几年前我在外地参加业务培训,闲扯时有人问我当年考学的动力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走出农村。这朴实得掉渣的理想,激励着像我一样的一代人。

    有人把故乡形容为围城,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逃出来,这种走出一步天地宽的心态,实际上是每个人在人生起步阶段现实与幻想的永恒循环,而要真正突破围城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长期的计划经济铸就的城乡壁垒,就像难以逾越的天堑,让那些试图想走出去的年轻人找不到出口。我每次经过村北口的国营粮站,看到一些公职人员每月进出用商品粮本领取定量供应粮时,我就羡慕的不行,幻想着也能有一个那样的粮本。那时候我最不愿意提起的就是乡下人的字眼,只要说你是乡下人就矮了三分,走在人群中好像羊尾巴下面掩盖着难以见人的羞处,总觉得有人在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目光在注视着我,动不动就把尾巴掀起来让你颜面无光。

    童年的事,越想越浑。我是在那个“十年动乱”正酣之年的秋天走进校园的。所谓校园实际上是生产队的队部,老师也是从村里稍有文化的社员中挑选的,矮人堆里拔将军,与一律“科班”出身的专业教师相比,素质是差了一些,甚至与现在的幼儿园的阿姨都没法比。小学一年级我们以识字和简单加减法为主,到二年级时我们还没学汉语拼音呢。由于没有时钟之类的仪器,上课和放学时间都是老师灵活掌握,老师凭感觉估摸差不多了就宣布下课,有时可能老师想出去“方便”一下也可以临时下课,一天上几节课也没准儿,倘若赶上老师家里有事,那么我们这一天全是自习。至于上学放学倒是相对恒定,那就是跟着太阳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是日头“一杆子”上学,日落西山放学,就这样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知识海洋的浅水处做“狗刨”式的扑腾,虽然没游进多少可毕竟入门了。老师当过小队会计,一有时间他就教我们打算盘,整个教室经常是“噼里啪啦”炒作一团,弄得隔壁生产队干部无法正常“办公”,时不时地推门而入厉声喝止。

    四年级的时候,那种“学前班”朦胧式的教育结束了。我们那个生产大队共分为五个小队,一、二、三队在我们村,三四队在上村,在两村中间盖起两排房子,这就是我们学校。

    十年“文革”,造成教育战线大面积荒芜。我的小学和初中一半学期都是在“读书无用论”的闹剧中度过的,以致我在知识的积累上先天不足,既要紧紧勒住命运的缰索跟上学习进度,还时不时回过头清除后面的杂草,弥补昔日的亏空,这种瞻前顾后的紧张状态常使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本来孱弱的体魄愈加消瘦了,塌陷的眼圈凸起圆鼓鼓的眼球,样子活脱脱一个体型不匀称的田娃,只是眼睛经常红着,那是熬夜熬的。在直通理想彼岸拼搏中,直观的感觉是时间的余额太少,即使是把一天对掰成两天也不够用,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复习,探测精蕴,跋涉在通往象牙塔的崎岖山路上,置身于抽象思维懵懵懂懂的高原,向充满未知数的方程和“万有引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有时无功而返,顿时茫然无措,而那些躲在暗处的答案或分子式竟然得意地嬉笑,于是我又铺开演算纸,气急败坏地扎进“集合”、“三角”和酸碱盐的谜团……

    好在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初中毕业后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全旗唯一的重点中学——林东一中。

    林东一中地处林东镇西郊,学校的东面是驻军的团部,西面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我们教室紧挨着师范的音乐班,一到下午他们就练习各种曲目,吵吵闹闹的让我们学习难以静下心来,可我倒有本能的抗干扰免疫力,在嘈杂之中我竟然能够冥冥入静,恨不得把书本揉碎了吞下去,从早到晚一头扎进题山文海中不能自拔,当然有时会“消化不良”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考试成绩忽高忽低,遇到这种情况我便常常面对考试卷子发呆,觉得那一道道拐弯磨脚的方程或费解的函数,简直就像是一堆乱七八糟黑魆魆难以破译的甲骨文或是楔形文字,而那些该死的数字、定理、公式俨如“潜伏”很深的“间谍分子”或顽固不化的“死硬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常常是一无所获,只能无休止的演算、复习,白天时间不够用还要自制煤油灯悄悄溜进教室“加班儿”,有时支持不住了,顿有一种高原缺氧的滋味。

    在那年月考上大学有如凤毛麟角,我们这些从全旗选拔上来的“尖子”,组合成一个班俨如现在的特种兵或敢死队,个个摩拳擦掌,大有一股不金榜题名死不瞑目的气概。学校也重视我们这批苗子,本来高一时有十三个班,到高二时一下子就缩减为两个班,那些被刷掉的学生提前发了高中毕业证,用现在的话说是“转移安置”了。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整合师资,把最好的老师安排到我们这两个班,突出重点集中攻关。另一方面无非是让那些根本考学无望的差等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到头来不但白忙活一场,反而把报考的人数分母搞大,影响升学率。我们留下来的自然身负使命,在通往象牙塔的崎岖山路上继续跋涉、攀登。现在想来,我真的为那时的刻苦精神而感动。感动自己,也算是一种自我肯定吧。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文革”前的大学生,他每天天不亮到校,晚上披着星星回家,真是够辛苦的。然而,学习如此紧张,后勤补给却没有相应地跟上。那时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家境条件都不好,每半年要按每人三十五斤伙食标准提前把粮食送到学校,而送到学校的几乎清一色的玉米,这样一来就决定了我们的主食绝对以单调的“棒子”为主,吃得个个面黄肌瘦,胃口泛酸,“棒子”味十足,以至于到现在我对玉米食品仍然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固执地认为我瘦骨伶仃的形象一直在“排骨队”里晃荡就与读书时营养匮乏有关。食品单调也就算了,令我“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进食时间安排的欠妥。那时学校冬季遵循的是一日两餐,这倒与乡下农民的饮食习惯一致。早晨八点吃完早饭,下一顿要等到下午三点多。这样的饮食安排无形中就形成了两个饥饿段,中午到三点是第一阶段,晚间八点到深夜为第二阶段。在人的生理代谢过程中,最难克服的就是饥渴和饥饿了。饥饿有时让人心烦意乱,六神无主,战战兢兢,哆哆嗦嗦,把你的意志力悄悄抽走,使好不容易聚拢起来的精神气儿瞬间被冲击的四面迸散。有时又变成一种有形或有声音的魔兽,抓挠你的肉体和神经,不停地勾引你吃饱肚子的渴望。有一次我们同宿舍的几位实在熬不住了,就凑钱到街里卖烧饼改善改善,我自告奋勇领命代劳。从学校到头道街人民饭店大约五华里的距离,我是一路小跑去的。可不小心在半路竟然丢了一个,回到宿舍大家一查数量不够,一致认为是我偷吃了,我气的脖子都红了,百般争辩对天起誓都不管用,最终不但我颠颠嗒嗒跑了一段折返路白尽了义务,而且最重要的是少分了一个烧饼,其损失不亚于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偷了最值钱的东西或被人从后面猛踹了一脚,窝火的是又找不出足以证明自己委屈或清白的佐证,只好眼睁睁看着人家多吃一个烧饼后力量倍增,或许是精神作用,由于少了一个烧饼的“卡路里”能量补给我显得情绪萎靡,很快这种沮丧的情绪又转化成饥饿分子,从头到脚在我周身脉管里各处横冲直撞。哎,早知如此让别人去买就好了。时光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可那段“烧饼事件”的完整版依然毫无缺损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高中备考的确是苦,可再苦再累我们都无怨言,因为那个充满诱惑力的目标始终飘渺在眼前,一想到这些骨子里就迸发出一股莫名其妙的的坚韧。背兴的是可能吃了不洁净的食品,一连几天闹肚子,上吐下泻,头晕目眩,使我天资体质就弱的身板儿愈加缺斤短两,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同学们戏虐我放屁都得抱着电线杆子。这样折腾了几天还是不见好,最后干脆卧床不起了。看着同学都争分夺秒地拼命,而我却在这关键时刻成了“伤病员”,心里那个急呀。可急也没用,人的身体一旦虚弱之后,它能把你支撑物质动力的精神支柱抽走,好比一辆车被拔走了轮胎的气门芯,本没大的毛病可就是行动不起来,更闹心的是你完全能意识或感觉到虚弱的每一个细节,我也知道这些小毛病对生命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可一连几日的“打摆子、窜鞭干”让我感到浑身都疼,强忍着看书可一阵阵的眩晕让一切的努力都等于零。关键时刻误课,势必对考试成绩带来影响,这才是我最忧心的。或许是高烧的缘故,半夜时我被干渴灼醒了,邻铺的同学马上递给我一杯“凉白开”,我“咕咚咕咚”猛灌下去,像是清水泼洒在久旱的土地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北方的春天是个多风的季节,呼呼的西北风吹在封闭不严的窗棂上,用球皮钉别着的窗玻璃随风而动,发出有节奏的颤响,像是乐队里那种打击乐的伴奏音,我聆听着“大风歌”用被子把赤裸裸的身子严严实实裹起来,两只手在腋下摸了一下,正好摸到两排对称的肋骨,由于缺少肌肉的包裹肋骨凸凹分明,我想到了音乐老师经常演奏的手风琴琴键,上下滑动一下好像还有“咚咚咚”的珐琅声,此时的“大风歌”立马转换成“伏尔加河小夜曲”了。就在我胡思乱想之时,刚才灌下去的那杯凉水又被燥热的腹腔挥霍掉了,我没用同学代劳自己下床狂饮了两大杯,立时一种难以言状的舒服涌便我的全身,这时我预感到我基本好了。

    第二天,我果然能够上课了,可总觉得身体某个部位还有些不对劲。尤其是浑身乏力,随时有眩晕的可能,这次因虚弱落下的眩晕毛病使我体会到,在影视剧里常常看到遇到难以承受的事情就“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上,掺杂的表演或装腔作势成分太多,像我那次就是静静地呆着也感到眩晕,有时会把你从睡梦中摇醒,这时你会感到头大。我之所以能够摇摇晃晃坚持上课,完全是精神力量的支撑。这一个多星期的误课让我损失不小,偏巧又赶上摸底考试,我考得很惨。正是这次考试让我失去了信心,我义无反顾地决策转到中专班去,因为我的追求底线本来就不高,无非是弄个“商品粮”本,褪掉“乡下人”的外衣。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黑色的七月”的含义。那时高考不是现在的六月,而是七月七、八、九号三天,正是酷热难耐的时节。常年自我加压式的复习,把每个人都搞得神经兮兮的,整个校园到处弥漫着大兵压境般的临战气氛。尤其是高考的前夜,有的同学像丢了魂似的惴惴不安,有的表情慌张不知所措,有的还想看看书可早已是心无旁骛,更多的就像我一样基本是彻夜未眠。那种紧张情绪让前来陪考的家长也受到感染,其情形好像告诉家长我们不是去考试,而是即将走进刀光剑影杀声震天硝烟弥漫的战场,让人从心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再演绎一下,还可以配上一曲当时最流行的主题歌“再见吧,妈妈”。反正,对我们这些从乡下进城的后生,多多少少都经历过那种精神的煎熬与洗礼。

    尽管我们在临考前流露各种各样的心态,可是高考的日子还是如期而至了。当我坐在考桌前打开考卷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下来,甚至蹿升出一种窃喜与轻松,因为我看到的考题并不难,实际上这要归功于平时的刻苦,再者说我本来是本科班的“种子选手”,降格为中专考生就意味着难度已减了一半。于是,我信心十足地把卷面上的考题逐一做完,由于时间充足我还对每张卷子复审了一遍。印象颇深的是考完理化那天,我们走出考场互相比对答案,正吵嚷期间一位女同学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嚎啕起来。原来,我们那次的考卷共四张,反正面都有题,可她只把正面的题做了,背面的几个题没有做,还提前半小时交卷呢,难怪她懊恼到了极致。

    我们考完试的时候正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季节。多年以来,我在外地读书很少接触农活,而这次考完试看到父母早出晚归忙的不可开交的样子,我没理由再当看客,再说土生土长的原本就没有那么矫情,庄稼地里的那些活不学自通。于是,我放下书本主动走进田间,走进盛夏的阳光地带,协助父母做好农田夏灌、锄草、趟地、追肥、喷药、抽穗等,说实在的很累。

    我家分到的土地多坐落在村南,每块地都有一个坐标式的名字,如半拉山、大梁沟门、斜翅子等,多数都是上水地,也有一些旱坡地。上水的地种玉米和小麦,产量颇高。山坡地多种谷子或荞麦,基本是望天收,产量没保障。那年我们那儿雨水还行,庄稼长得很壮,农活的份量也相应地加重了。

    七月,骄阳似火。走进庄稼地就像钻进了蒸笼,宽大的玉米叶子遮掩的地垄密不透风,不一会儿就汗流如雨。从垄沟里钻出来脸上挂满了汗痕,黑一道白一道的一副疲惫不堪的形象,男的多赤着上身,女的头发蓬乱,往地头的田埂上一坐,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像是从“集中营”逃出来似的。这时的农忙季节实际上重点在于田间管理,比较省事的就算趟地了,我只需在前头牵着耕畜顺着垄沟走直线,后面的父亲或哥哥扶稳耘犁即可,其作业规程主要是把地垄的脊背挑出沟来,有利于作物根部吸收养分,加速成长。喷洒农药虽然轻松些,可是必须起大早趟着露水,趁害虫活跃期把农药洒在大田里,而且要戴上帽子穿上厚衣服,若有口罩戴上更好,即使这样小心还是常常出现药物中毒,胳膊手臂或肚皮上会泛起块块红斑,重者呕吐、眩晕。要说最累当属薅草了,农田里的杂草生命力真是旺盛,你头几天刚刚拔过了,可没几天又长出来,真是“野草拔不尽,春风吹又生”呵。所以,从庄稼拔苗到成熟,整个生产流程薅草是随时随地都要干的农活,有些细草可以随手拔掉,根茎粗些的要双手用力拔,最主要的要弓着身子,曲着双腿,撅着屁股,爬行状操作,干起来既耗费体力又别别扭扭,全身都不舒服。在等待录取通知的那段日子,我几乎干遍了所有农活,皮肤稍黑了些,手上打起的血泡风干后变成了茧子,完全不是青年学生的形象。可这段时间,我真正体验到的不是做农活的劳累与艰辛,而是农民们那朴实敦厚的品质,他们顺着垄沟跑或许没有任何追求或远大目标,他们年复一年不停劳作的目的表面上仅仅是为了活着,实际上他们托举着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是广袤农村稳定与希望的“定海神针”。

    转眼到了八月中旬,地里的玉米进入成熟期,但还不能收割,需要经过晒浆和自然风干,让玉米穗进一步饱满、熟透,倘若这时就收割或被霜打了,收获的多是秕子。可屈指算来,自打考完试到现在已经月余,我朝思暮想的录取通知就是杳无信息,迟迟不来,差不多已经穿透了我的耐力底线了。我几乎每天都到邮政所询问,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张口了,就躲在邮政所外面顺着窗户像小偷似的悄悄溜几眼,盼望着邮政所的信厨里摆着写着我的名字的牛皮纸信函。那种心情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即便是回到家里我也不能释然,我甚至想到了占卜师。每等上一天就平添一个失望的砝码,心底的忐忑愈发感到时间的漫长和孤独寂寥,特别是寂静的农村夜晚,在土炕上年转反侧让我感到这个世界在渐渐离我远去,深邃的夜空把理想与现实拆解开来,灵魂一会儿被架在烧烤炉上,一会儿又掉进冷飕飕的冰窖。那时招生不像现在这样透明,对一个考生是否录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因素,升学率不足百分之十,据说还有有万分之几的误差率,也就是说即使过了分数线也不一定考上,我断想我可能就站在那零点零零几的误差点上了,若是那样时运算是点背到家了。

    那一天我和哥哥一起赶着毛驴车到地里收玉米,回来时见到一位同学,他也参加了高考只是成绩略微差点儿,已准备去复习了。可他问及我至今尚未等到录取通知有些惊诧,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在招生办看到过我的名字已写在录取名单里。这消息不蒂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夺过他的自行车不顾一切飞也似地赶到邮政所。果然,我的录取通知书找到了,就夹在两个桌厨之间的夹缝里。投递员的桌子上并排放着一溜博古架式的小厨子,每天新到信函就分发到各个小格子里,肯定是投递员粗心大意把我的通知书掉进两个小厨的空隙间又没有发现,他倒觉得没啥大不了的小小失误,可这一小小的失误让我白白承受了这么多天精神折磨,倘若在国外可能要起诉赔偿精神损失费了。我当时顾不上这些,急急忙忙拆开信封,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刹那间的兴奋让我差点晕过去。这种高度兴奋只是瞬间爆发,很快就恢复了冷静,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类于“御旨”一样的东西放回信封,回到家给父母和亲戚朋友们看,看样子他们比我还高兴,毕竟是“草屋里飞出个凤凰”,这在我们村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可我却悄悄地躲在那棵歪脖榆树下,多年的精力与体力的超强透支令我百感交集,苦辣酸甜塞满胸间,近二十年的成长经历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这就是我修成的“正果”吗?在逃也似的挣脱着穷山僻壤的羁绊时,自己的目标理念是否有不健康的东西?这熟悉的山、熟悉的水、熟悉的杨树林和那些自幼一起长大的同学同伴,从此我们就要挥手告别了,有的可能今生不再谋面,想到这些我顿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感,那种千方百计摆脱故乡的感觉已荡然无存。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把考学仕途化的年轻人其实都犯了幼稚毛病,以为离开农村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可无论走到哪里,你的根永远在农村,脉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哟。

    这些年来,我坚持每年回一次故乡。最近的一次是回乡祭母,她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母亲的墓地就在村北的山坡上,她为儿女操劳一生,本该享清福的时候却撒手人寰,往事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总也抑不住悲从中来。祭完母亲我特地在老宅住了两天。所谓的老宅也是面貌皆非了,原来的三间土坯房换成了四间砖瓦房,连围墙也是砖的,地面已经硬化,在院子里很难找到过去的影子,只有那颗歪脖子榆树尚在,古榆枝桠曲展,表皮皲裂,浑身布满沧桑。清晨,我独自漫步村外。太阳从远端的山头露脸,随着阳光渐浓,大地涂成金黄色。放眼望去,蓝天如洗,空旷神怡,清风里散发着青草的气息。南山坳的灌木显然不如从前茂盛了,但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悬浮着的淡淡的绿色乳云。不知不觉我已来到“南河套”边岸,或许是上游水源不足的缘故,村前的这条小河流势很缓,懒洋洋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毫无激情,即便是流经卵石凸凹的河湾,也不愿卷起些许的水花,这更让我忧心,下次再回故乡还能看到小河涓涓溪流吗?河对岸那片开阔地似乎单调了一些,原来那片活力十足伟岸婆娑的白杨林被伐掉了,有如一幅浓淡相宜的田园油画被偷换了最具丹青色彩的一笔,不由得泛起一股酸涩怅然的失落。记得树林北面曾是一片菜地,如今早已改种大田农作物了,从破土而出的幼苗判断,我猜出种的是马铃薯。此时太阳已攀升到“一杆子”多高,迎面走来一位老农。他头戴一顶“本山”帽,腋窝里夹着一柄铁锹,嘴里叼着的烟袋还在滋滋冒烟儿,一看就知道他家住在村南头离河沿不远,他大概是去浇地,年龄在六十到七十之间。阔别三十多年回到故乡面对的多数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眼前这位面色黝黑胡子拉碴的老者也是如此,大概是后迁入的吧。彼此擦肩而过,可他竟然在身后叫出我的名字。略显惊诧地回头仔细辨认,终于在记忆的深处与一个“少年闰土”的形象邂逅了。天哪,他竟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好像他比我还小一岁呢。真是岁月催人老啊,我对自己判断失准的眼神感到好笑,稀里糊涂就把人家的年龄高估了十几岁。握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我在想,望着他那不加梳理杂草一样的苍发,由衷地感慨环境造就人,倘若我读完小学就荷起锄头走进田间,在乡野四季风的熏陶下我也是他现在的样子咯。

    故乡在变化中成长,可在我内心深处依依珍存的总是家乡的旧貌,拍到身上的尘土,明天还会沾上,这种朴素的情感凝聚着永恒的乡情。在归途的路上,我莫名其妙地对都市的喧嚣产生丝丝厌倦,浇筑的城市森林缺少最起码的诚实,感受不到秋冬萧寒,夏曝春温。在山乡僻野,能听到蝉鸣鸟啾,能闻到稻谷清香,在林间漫步游走,对着山岚尽情遥想。多年来不停地奔走,终于走出山坳,似乎原了童年的梦,可难以挥却的是隐隐的失落,对于故乡我陷入哑默。人生百态,归宿难料哇。我这棵土生土长的禾苗已被移植到城里的盆景里,是否应归类于《陌上桑》里描述的“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那种人?乡野固然清幽,朴实淡雅,可我还是走了,回到玫瑰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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